狭间直树（はざまなおき），1961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6年在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取得满期后退学，1977年担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教授，1985年担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2001年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兼任孙中山纪念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代表性日文著作有《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梁启超――东アジア文明史の転换》，合著有《中国文明选 15 革命论集》、《データでみる中国近代史》、《世界の歴史 27自立へ向かうアジア》，合作翻译的中文著作有《中国近代史（1840—1924）》（胡縄）、《周恩来传》（金冲及 主编，全三卷）、《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 编，全五卷）。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0月，梁启超（1873~1929）因戊戌政变而亡命日本。在这之前的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1月，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孙文（1866~1925）曾在日本神户、横滨落脚，但在日本开始亡命生涯却是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8月以后。两人虽然在政治亡命这一点上相同，但在日本的境遇却宛如天壤之别。1898年9月21日政变当天，梁启超曾到访日本驻华公使馆，但只是与林权助（1860~1939）代理公使见了一面便回去了。晚上，林权助与当时身在公使馆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商量之后定下方针，于次日把梁启超当作亡命者藏匿起来。日方认为，北京未必安全，遂于24日将其转移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26日，又将其转移到停泊在天津港的日本军舰“大岛号”上。这样一来，梁启超便完全处于日本政府的保护/管理之下了。在“大岛”舰上，梁启超获悉西太后（慈禧太后，1835~1908）在寻找为皇帝治病的名医，他认为这是继政变之后要废黜皇帝的阴谋，便于9月27日致信身在北京的伊藤博文，请求其营救皇帝。信的主旨是：没有了圣明的皇帝，大清与日本将无宁日；废黜阴谋成功，将变成亲俄的西太后专权的局面。这封信的确被送到了伊藤的手上，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不过，梁启超的构想力值得关注，他把营救皇帝的运动提到了围绕清朝的国际形势这一高度上。
梁任公 先生
1898年10月11日，“大岛”舰从天津的塘沽出发；16日，到达日本广岛地区的宫岛。梁启超在那里下船之后，于21日夜间到达东京。政变过后的这一个月时间，为梁启超认真思考激变境遇提供了绝好的时机。梁启超与仆人张顺以及政变发生两天后逃到日本公使馆的王照（1859~1933）在一起（由于王照日后并没有与梁走同一条路，所以，除非必要，本文将不再提及此人）。梁启超在东京的生活进展顺利。之前一年，孙文的在留资格要靠犬养毅（1855~1932）以平山周（1870~1940）的教师名义费尽周折方才获得，而梁启超的情况与之不同，只要有政府方面的认可就可以了。12月10日（农历十月廿七日），梁启超在给夫人的书信中写道，这段时间的生活费仰仗“日本国家”的供给；不久以后，还会有杂志（《清议报》）发行的收入。在到达东京站的夜里，一行人住在站前的三桥旅馆。第二天（22日），搬到牛入区（今新宿区）市谷加贺町柏原文太郎（1869~1936）家中。但是，因为地方太小，随后又搬到同一区早稻田鹤卷町40番地高桥琢也名下的房中。当天，与梁会面的有徐勤、林北泉、罗孝高、郑晟礼、毕永年。徐勤是康有为派出的横滨大同学校的负责人；林北泉是横滨有实力的华侨；罗孝高是康有为的弟子，在日本留学；郑晟礼的情况目前还不清楚；毕永年是政变发生后来到日本的同志。大家都是维新派同人。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安全对策。梁启超与王照以生病为由并不外出，据说除中西正树、大内畅三、犬养毅、高田早苗、鸠山和夫、高桥橘三郎、吉田俊男、西乡吉义、小林某、平山某以外，拒绝与其他人会面。中西正树是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1863~1904）的部下，也是负责梁启超等人来东京及安排住宿的人。大内畅三是东京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在近卫手下与白岩龙平（1870—1942）等人为了同文会的成立鞠躬尽瘁。虽然犬养毅不需再多做介绍，但值得说明的是，他因为帮助孙文取得了在留资格，所以在大陆浪人中是一个掌舵者的形象。高田毕业于东京大学，立宪改进党成立以来在大隈重信（1838~1922）的手下表现活跃，当时任文部省参事官等。鸠山虽然也毕业于东京大学，但他同时也是东京专门学校的校长，在政治上属于立宪改进党，在大隈内阁中还担任外务次官。
当时西人眼中的晚清景象
平山某即平山周。高桥、吉田、西乡、小林这几个人情况不详，但在政治上都属立宪改进党一派，可以推测在对华关系上较接近同文会。另外，提供自家住房的柏原文太郎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与近卫笃麿和犬养毅关系紧密，是梁启超身边最支持他的日本人。总之，上述这些人，大部分都成为1898年11月2日创立的东亚同文会的成员，各自活跃。日方对安全的注意是因为害怕西太后的刺客。四年多以前（1894年3月28日），在上海发生的金玉均（亡命日本的朝鲜人，1851~1894）暗杀事件让相关人士得到了重要的教训。一般来说，在日本外国人的安全由警察负责。虽然日本的警察也有相应的觉悟和准备，但这些情报来自警察密探的调查报告，所以中西正树等人的防卫方法与警察的方法又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梁启超等人得到了双重保护。而且，被允许会面的人士都是警察眼中距离危险人物较远的人。警察在保卫国家中的面目栩栩如生，应该说即便是政府相关人士，对于非藩阀的“民党”方面，日本的警察也一直在搜集情报。在东京安顿下来的梁启超最早开始的依然是营救皇帝运动。作为一个在政变中幸免而亡命成功的维新派人士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抵达东京五天以后（10月26日），梁启超在给大隈重信外相（首相兼任）的信中如是开头：敝国此次政变，其原因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俄）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
与此前写给伊藤的信相比，从分析视角上来看，该信指出此次政变从思想上是“新”与“旧”、政治上是“满”与“汉”、国际上是“英”与“俄”的对立斗争，最后以宫廷内“帝”与“后”权力斗争的形式爆发出来，在多角度进行政治形势分析方面，较之以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接下来阐述戊戌维新的概略。6月11日，光绪帝（名载湉，1871~1908）召集群臣宣布改革；16日（文书中误记为15日）召见康有为（1858~1927）。康呈上《日本变政记》，皇帝更加推崇改革。但是，英明的皇上也受到了西太后的掣肘，其所期待的改革连十分之一都没能实现。模仿明治维新的“议定、参与”而欲设的制度局、“地方自治制度”等，也没能说动那些官员；因为他们深知，国权掌握在西太后手中而非皇帝手中。为打破这一局面，皇帝为寻求忠诚，把北洋三将之一的袁世凯（1859~1916）提拔为“侍郎”，密诏其“保护康有为、谭嗣同”。然而消息泄露，西太后垂帘听政，皇帝被幽禁。他接着说，中国的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前夜情况类似：“敝邦今日情形，实与贵邦安政庆应之时（1854~1868）大略相类，皇上即贵邦之孝明天皇（1846~1868年在位）也，西后即贵邦之大将军也。”整个满族即日本的幕僚，中国也存在“公武合体论者”和“尊王讨幕论者”。但皇上在给康有为的密诏中明确写道：“不变法，则祖宗之国不保；若变法，则朕之位不保”，可见”公武合体说”是绝不可能实行的。这与日本也无法实行是同样的道理。关于“尊王讨幕说”，梁启超先列举西太后的罪行，再阐释其不可能性。西太后的罪行，从毒杀东太后，到卖官鬻爵、骄奢淫逸等数不尽数，与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一样必须讨伐。但是，又与明治维新有三点不同：（1）皇室与幕府是“君臣之分”，而西太后与皇帝却是“母子之名”。（2）天皇在京都，将军在江户，不同处一地；而皇帝与西太后在同一宫殿，皇帝无法自由活动。（3）“萨长土佐诸藩”拥有兵权，而“敝邦之长门”“湖南”却在“政变数日……一切权柄悉归守旧之徒，无不可用矣”。乍看之下，这个对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模拟太过单纯且流于表面，但对于欲模仿日本进行“维新”的梁启超而言，这是他刚到东京时自己考虑的对历史的概括。他这样考虑，是因为要向日本请求营救皇帝。所以，在作上述讨论之后这样总结：“支那之安危”关乎“全地球和平争乱之局”。为日本计，日本之安危与“支那”的安危息息相关，而“支那”的安危则取决于“皇上位权之安危”。如若英明的皇上得以复权，变法得以施行，则风气大开，讲“专门之学”之人辈出，年轻的活力几乎不逊于三十年前之贵国。只不过，国际形势在这三十年间大变，敝国处于如狼似虎之列强包围之下，希望能够获得“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之援助，克服当前的困境。这封信写就几天之后，梁启超把表达决定亡命之意的长诗《去国行》发表在11月1日出版的日文报纸《日本》上。以下开头的这四句即表达了其决心：在结束的部分还有“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指的是其具体的作用。“南洲”是维新元勋之首西乡隆盛（1828~1877），“月照”（1813~1858）原是清水寺住持，后成为献身于尊王攘夷运动的西乡的同志。1858年12月，为免于受到迎合幕府意志的萨摩藩侯的追究，西乡与月照在鹿儿岛湾投水，月照死了，西乡生还。此后大家都认为，月照的死激发了维新之成功，使活下来的西乡获得了维新的成功。作为生者与死者分工的中国版，毋庸置疑，月照指的是谭嗣同（1865~1898）等六君子；但在此后不久梁启超撰写的《谭嗣同传》中，“程婴杵臼，月照西乡”的分工却成为谭向梁说的话了。然而，梁启超苦心完成的致大隈外相（兼任首相）的信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主要原因是，大隈内阁的基础正在动摇。1898年6月30日成立的大隈内阁，被称作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是以板垣退助（1837~1919）领导的旧自由党派与大隈领导的旧进步党派（继承了立宪改进党）合并组成的宪政党为母体（故又称为隈板内阁），但因受到所谓“共和演说”事件的影响，政局变得混乱。在一次会上，尾崎行雄（1858~1954）文相说了句“即便梦见有共和政治”，被人抓作把柄攻击为“不敬”，被迫于10月24日引咎辞职。大隈推举自派的犬养毅于27日继任后，激化了与旧自由党派之间的党内对立。11月8日，被迫总辞职。接下来上台的是山县有朋（1838~1922）内阁（第二次） 。当然，就算在平时，大隈也不会从正面响应梁启超的请求，这一时期就更不会有什么反响了。这时康有为也来到了东京。康有为在政变前日便离开北京，乘坐英国船只前往上海。政变后，他逃出西太后的追捕，躲入英国的保护之下。在香港接触过的宫崎滔天（1871~1922）帮其确定了亡命日本的道路，于10 月26日来到东京，照料其在东京生活的依然是柏原文太郎。对于柏原的热情周到，康有为曾直接向近卫表达谢意：“君之恳切款待备至，令毫无身在异国之感，不胜感激。”抵日后，康有为着手进行的营救皇帝运动是撰写、宣传“奉诏求救文”。即奉皇帝密诏寻求援助的小册子，因其收录了不少伪造史料而闻名。这一运动，对康梁派的活动而言意义重大，但由于这并非由康主导且公开进行的，故不在本文中提及。由于梁启超身边的党派为大隈派人士，故对于这一混乱的政局，梁启超一定听到过非常透彻的解释。日本的支持者也必定奉劝其要同时向其他的上层政治家活动，所以对于不同的人，梁启超在修辞上修改了开头与结尾，发给许多人；而信的正文，也就是要求营救皇帝的部分，均与给大隈的信相同。收信人一方留下记录的有近卫笃麿。梁启超在信末写的日期是10月30日，所以给大隈的信应该是四天之后。近卫在11月2日的日记“来信”一栏写道：“梁启超 长篇意见书，与副岛伯联名，转给伯，留下副本。”11月7日写道：“把梁启超意见书借给了谷子爵。”副岛种臣（1828~1905）是维新元勋之一，此处与近卫联名是因为该信是写给“东邦协会”会长的。谷干城（1837~1911）也是明治政府的元老之一，因反对鹿鸣馆式欧化，与之保持距离。此人与曾经批判藩阀政府，在公卿中首屈一指的年轻明星、贵族院议长近卫关系亲近，故而托其转发署名二人联名的梁启超书信。几天后（11月12日），近卫与康有为会面。当康谈到政变造成皇帝改革失败，提出营救愿望时，近卫首先就提到前些天已经通过梁启超的书信了解了政变的大概，并说道：今春以来，余接到贵国皇帝大招才俊，实行各项改革之消息，心下亦喜亦忧。为何喜？当然是为贵国迈向开明进步而喜。为何忧？乃惟恐改革失于激进，化为泡影。
这是甲午战后主张“亚洲门罗主义”之日清同盟的近卫的见解。他认为失败是因为做法不对，意思是日本难以去做擦屁股的事情。所以，近卫一再表明日本的维新也经历了多年的曲折，清国的维新“希望未来也以前车为鉴，采取渐进的方针”。对于康有为提出恢复帝位的请求，近卫只表示，这既是两国之间的问题，也是列强之间的问题，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副岛种臣与谷干城的意见尚不清楚。但是，处在政权中枢的人要在支持变法维新的同时应付政变后的局面，近卫的理论无疑是极为有用的。其实，在给品川弥二郎（1843~1900）的书信（《民报》第24号）中，梁启超写道：“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颇有仆等为急激误大事者。”当时，日本对戊戌变法/政变的评论，主流基本如此。还有一则轶事说，明治维新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胜海舟（1823~1899）曾对康、梁说，戊戌维新只不过是“急激的改革”，“不合国体”；康有为听到后，愤而离席。政界上层的意见大概基本都是如此。梁启超于10月30日写给副岛、近卫的信，原本是写给“东邦协会会长副岛伯爵/近卫公爵暨诸君子阁下”的。东邦协会成立于1891年，是以研究东邦，即清国、韩国等地区问题为目的的组织。刚创立时，会员约为百人；甲午战争时，会员人数减少；战后，随着清国改革风潮，会员人数有所增加，1898年会员人数达1200多名。这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清国感情的积极一面。此时的会长为副岛，副会长为近卫。梁启超的这封信以无署名之“支那志士之愤悱”为题刊登在《东邦协会会报》第53号（1898年12月）上。就在这时，日本的“亚洲主义”团体也迎来重组时期。重要的是，1898年4月形成的东亚会与6月组成的同文会于11月2日合并组成“东亚同文会”，由近卫笃麿担任会长。另一个拥有较长历史的组织“亚细亚协会”晚些时候即1900年也合并到东亚同文会中，但直到1914年，东邦协会一直保持着组织上的独立。东亚同文会的机关杂志《东亚时论》创刊号于12月13日印制发行，上面刊登了致东邦协会之《上副岛近卫两公书》。值得玩味的是，这封信被《日本人》第80号（1898年12月5日）以梁启超“论中国政变（寄东亚会）”为题刊登出来。《日本人》是三宅雪岭、杉浦重刚、志贺重昂创建的政教社的机关杂志。政教社反对欧化，主张国粹主义；其国粹与日后排他性的国粹主义不同，不对其他国家和民族采取蔑视的态度。因为东亚会没有机关杂志，所以让《日本人》代为发表。这反映了东亚会与政教社之间的亲近关系。实际上，三宅等人都是东亚会的会员。梁启超向日本政界上层发出的营救请求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他自己直接认识到这一事实是在11月27日与近卫笃麿会见时。当天，梁启超在柏原文太郎、中西正树的带领下，与罗普（1876~1949）等人一起到访近卫邸。梁启超向其请求帮助皇帝复位，近卫肯定此为“所期之事”，同时也阐述了实行这一行动的决心与准备。他列举了很多例子，称英俄两国侵略波斯、阿富汗、朝鲜等东邦诸国的方法乃是利用宫廷里的各种势力。此次政变是否也是如此？若如此，则需要慎重、灵活，见机行事。由于翻译是罗普，所以近卫的意思应该表达得很清楚，但梁启超的回答如何目前还不清楚。虽然他肯定从半月前会过面的康有为那里已知悉了近卫的意见，但“维新”之志相同的近卫所表现出的慎重态度，在发现“国家”意志方面，还是给梁启超带来了相当的启发。如此，则只有广泛诉诸舆论这一条道路了。最先撰文表示对康有为、梁启超支持的是年轻的评论家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他的文章《如何对待康有为等人》刊登在《日本人》第80号上，应该是该杂志编辑有意为之，以表达日方的见解响应梁启超的文章。内藤在文中批评了那些在戊戌维新进行过程中高呼有识者应该对其支持和称赞，而随着政变遭受挫折又“咎其妄举”、“议其躁急”、“嘲其不去殉难”的世态人情，指出政府正欲让康梁离开日本，呼吁“在野志士”为他们“达成志业”提供方便。所谓视康、梁为麻烦的政府，指的是计划令其出走英、美的大隈宪政党内阁及其后任“毫无高尚之方针”的山县有朋内阁。12月10日、11日，内藤湖南又在《万朝报》上发表了《读梁启超政变论》。《万朝报》是当时以发行量大为荣的进步大报，由此可以窥见其见解在当时舆论界的地位。内藤明确指出，梁启超的议论“极允当，深通我之故事，最切其现状”，认为清国要自立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成败在于皇帝的安危这一见解与我辈所见吻合；呼吁支持梁启超，还把《政变论》之纲要介绍给世人。他在结语中称：“以此而不能撼我国论，非彼之诚不至，乃天之东亚无祖，我国论若不为此而动，不仅为我国民之耻，乃天不眷我邦也。”最后还补充道，近来士论失堂堂之风气，“人之独立任事之时，不请却去助，来求援则束手言他，不与之谋”；以前每每见之于国内之事，时至今日又欲施于外客；“悲吾辈之君子国之人竟如此轻薄，令外客耻笑”。另外，文章中还有“对清交涉，若非强硬主义恐不奏效。此从其亲切语之我辈而知”。由此可知，此时内藤已与梁启超见过面。梁启超进行的另一个宣传活动是向东亚同文会机关杂志《东亚时论》投稿。东亚同文会乃是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后于1898年11月2日在东京成立的组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是日本“亚洲主义”团体的中枢。该会通过的“发会决议”（《东亚时论》第1号）有四条内容：“（1）保全支那；（2）帮助改善支那；（3）研究支那时事，以期实行；（4）唤起国论。”会长是近卫笃麿，干事是陆实、池边吉太郎、佐藤宏、井上雅二、田锅安之助（其中，田锅是常任干事）。近卫、佐藤、田锅出自同文会，陆、池边、井上出自东亚会，会费为每月一日元。在1897年，新任巡逻警的月薪为九日元，新任小学教师的月薪为八日元。照此而言，会费是很高的。不过，若是“官员”，新任者的月薪为五十日元，与现在相比，当时不同身份的人差别很大，会员基本上都是“官员”以上阶层的人。在11月10日召开的第一次干事会上，财部熊次郎（1872~1924）被选为机关杂志《东亚时论》的主编。财部是近卫手下的能人。从留下来的文章《支那保全与北京政府》（《东亚时论》第2号）来看，他虽然自知将会变成“干涉政策”，但依然提议清政府改革自存。这是一篇遵守“发会决议”第一条与第二条的文章，因其是宫崎滔天的友人，由此推测他应该是一位热心于清国改革的人。版权页“发行兼编者”一栏还写着志村作太郎的名字。第7号《会报》上曾写着“久为本会杂志部鞠躬尽瘁之会员志村作太郎将远渡朝鲜而退社，松冈又五郎替代之为编辑一职”，故财部之下，应该是志村作太郎在从事实际的编辑业务。《东亚时论》第6号上出现的志村南缺应该是志村作太郎，但那篇《对韩意见》却是一篇侵略论调的文章，认为应该“扶植”对韩“势力”，由日本“保护”韩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朝鲜的歧视并非与对华的蔑视有直接的关系。另外，第4号《会报》的“入会者”一栏出现了内藤虎次郎的名字，第5号《会报》写着从2月1日起“东亚时论编辑监督嘱托会员内藤虎次郎担任”，但对于内藤与财部的关系及分工仍不清楚。《东亚时论》（半月刊）的创刊号与第2号缺版权页，后来的刊行日期为10日、25日。近卫曾在日记中写到，创刊号稍微迟了一些，在12月13日才印完。由此可以推测，创刊号原本预定12月10日发行，但稍微迟了一些；第2号应该是12月25日发行的。对发行日期的在意是因为，这与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旬刊）相关。梁启超最初开展的是一般的宣传工作，先向有关系的杂志投稿，对象是《东亚时论》。作为东亚同文会的机关杂志，《东亚时论》汇聚了一批对东亚经纶持一家之言的人，所以很可能是以投稿形式的约稿。《东亚时论》创刊号，正文共六十一页，再加上一些广告，卷首设有“会报”栏，刊登的是东亚同文会的“主意书”、“发会决议”、“规则”、“董事”、“会员”、“报告”。会员一共六十名，有“住所、姓名”一览表。“报告”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同文会成立的经过。经过数月的准备以后，时机成熟，1898年10月27日，东亚会的平冈浩太郎、犬养毅、三宅雄二郎（雪岭）、池边吉太郎等人与同文会的宗方小太郎、中野二郎、中西正树、大内畅三、田锅安之助就合并一事进行协商，定会名为“东亚同文会”，选三宅、池边、中西、田锅等人为主意书、规约的起草委员，拟定草案，11月2日召开成立大会。《东亚时论》创刊号还设了“论说”、“杂录”、“通信”、“投稿”、“时事”、“外电日录”各栏。（1）在“论说”栏中，刊登的是近卫笃麿的《帝国的位置与现代的政治家》等五篇文章，认为作为政府的外交方针应该把支那保全论定为“国家大计”。虽然在对应态度的强硬程度方面各自主张不同，但论述的都是日本在对华政策中的利益问题。（2）在“杂录” 栏的八篇文章中，有一篇是梁启超的《上副岛近卫两公书》。原来的文章与前述《东邦协会会报》上刊登的为同一信函，但是《东邦协会会报》上的信把“梁启超”、“启超”、“康”、“康有为”、“逆后”等约十处固有名词作了空白处理，而《东亚时论》上的信则把臭骂西太后的“以西后之罪……又有难焉者”约九十字处理为空白。两者都对北京的西太后政权有所顾虑，但通过对梁启超书信的刊登也表达了支持之意。（3）在“投稿”一栏，刊登了更生（康有为）的《唇齿忧》和任公（梁启超）的《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目录上写的是《政变后论》）两篇。康的《唇齿忧》虽然是一篇倾心之作，但主题极为单纯。内容是说，西太后政权在崩溃之前一定会把中国交给俄国，这将会带来与中国有“唇齿”关系的日本的灭亡。为保住日本，首先要拯救“支那”，为此则必须迅速营救“圣明英武”的皇帝进行复辟。故请求日本的帮助。其中还有日本与“支那”为“同种族、同文字、同风俗、同政教，所谓诸夏之国、兄弟之邦”的表述。梁启超的《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是把戊戌政变置于当时的国际关系中进行考察，批评日英没有对俄国进行抗议。第1章的标题为“支那与各国之关系”，第2章为“关系之问题”，第3章为“日英政策旁观论”，最后举例日本违反“公法（国际法）”干涉朝鲜内政，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帮助土耳其，指出对日本而言，“支那”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朝鲜之于日本、土耳其之于英国。可以说，这是对“杂录”一栏《上副岛近卫两公书》的补充。康与梁的这两篇文章都是以“投稿”的形式刊登的。拿到印出来的创刊号，近卫笃麿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表示非常满意，尽管此次时间上有些延迟，但“体裁甚好”。虽然只是说“体裁”，但在制作过程中他经常与负责杂志的财部、编辑志村见面，由此也可以说包括内容在内，他都是满意的。总而言之，创刊号甚合会长之意。然而，批评的火焰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迸发。住在上海的会员白岩龙平看到创刊号后致信近卫，说在机关杂志上公开刊登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文章，会在清国造成“东亚同文会为康等人之同伙”，《东亚时论》为“表达他们意志之机构”的印象，比较麻烦（12月31日之日记）。该信的日期为12月25日，一周以后就到了近卫手中，速度非常快。白岩龙平为江南三角洲汽船会社（大东汽船）的业主，其所在的立场必须与西太后政府保持一致，所以列举了一些日本保护康、梁本身就会对日清关系造成恶劣影响的具体事例。他还称，东亚同文会为富有“亚细亚思想”之“聪明名士”的近卫为会长的会，所以希望充分考虑其影响力。为顾及日本国内同情康、梁的人士，他也表示非常理解亡命者当前于情不得不做之现实。但他依然强烈表示，“祈望”同文会不要被康、梁所利用。就在白岩在上海给近卫写信期间，《东亚时论》第2号已在东京出版。打开这一期封面，即是谭嗣同的照片，诚如白岩所称，令人怀疑其为“康、梁同伙”。上面是梁启超亲笔题字“支那大侠浏阳谭君遗像”，下面的谭嗣同半身像覆盖整面。“侠”，意指扶弱挫强之人，清末更是以一种受人尊敬的形象流行于世。照片背面还醒目地印着康有为的悼念诗、唐才常的挽联和梁启超的赞颂之词。这一期的“杂录”一栏，还刊登了梁启超的投稿《第四篇 政变始末》、无署名《清国殉难志士故谭嗣同君传》、无署名《横滨〈清议报〉序》（文章名皆依据正文中之小标题）。《清议报》“序”，是 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的“序例”，不包括“宗旨”、“规例”。目录上印有其笔名“任公”。顺便提一句，东亚同文会的“主意书”、“发会决议”也被翻译刊登在了《清议报》的创刊号上。《东亚时论》第2号刊登的谭嗣同传，使用的是《亚东时报》第4号（上海，11月15日）上逸史氏（山根虎之助）《六士传》中的谭传。之所以用其作为封面照片的说明，是因为梁启超撰写的谭传在大约两个月后方才完成。这篇文章虽然很短，但却是一篇抓住重点的好文章。梁启超的文章《第四篇 政变始末》，过程非常复杂。《东亚时论》虽然未作说明，但同一篇文章曾发表在《清议报》创刊号“支那近事”一栏，是《戊戌政变记》的 “第四篇 政变前纪”，题目下面写着：“《政变记》凡八篇，卷帙太繁，今先将第四篇登于报中。”也就是说，这是作为著名的《戊戌政变记》的构思撰写的文章的一部分（只不过，《东亚时论》没有使用小标题《戊戌政变记》）。顺带提一句，《清议报》的“支那近事”一栏持续到第10号，而刊登的内容只有《戊戌政变记》。此后连载中断两个月以后，清议报社出版了对连载文章进行补充修订以后的单行本（九卷本）。梁的这篇文章包括第1章《政变之总原因》与第2章《政变之分原因》（未完）。《东亚时论》第3号出版时，把题目改成“第四篇 政变前纪”刊登了第2章《政变之分原因》（续）与第3章《辩诬》。修改题目之事虽小，却留下了梁启超深入思索之后的些微痕迹。梁启超此文的第3章《辩诬》，是针对那些批评维新派的日本人所作的声明，因为他们认为变法意图虽好但做法太过激进。梁启超则举军事、矿业、贸易、外交、教育作为变法的实例，指出三十年来依靠“温和”的做法没有取得任何成效，所以应该肯定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方针。例如，关于教育，梁启超说，迄今为止，开设学堂教授外语虽然培养了翻译，但却没有传授关于“政治”的学问，没有修得“学艺（科学技术）”，所以没能培养出人才。科举不变，出世之道照旧，读书人家的聪明弟子以入学堂为耻，而无法获得高才。如此，则只能说虽有学堂而无教育了（这一节的标题改为“政变原因答客难”刊登在《清议报》第3号“论说”一栏，后又被收录在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中）。如此一来，《东亚时论》杂志不仅没有止步于对西太后措施的批判，还公然表彰烈士谭嗣同，自然会被看做是对康梁派现在思想与行动的支持。白岩龙平看到第2号后感想如何，目前没有发现记载。但不难想象应该是又惊又怒。另外，我们也不知道对创刊号基本表示满意的近卫，是如何看待对康、梁表示全面支持的编辑的。从东亚同文会创办时对改革派看法的分歧来看，刊登康、梁的文章不会感到奇怪。或许他认为，在会刊这样一个讨论的平台上刊登各种不同看法的文章反倒比较好。不过，他本人并不支持康、梁。所以，近卫在收到白岩12月25日的来信后，曾在“来状”一项“白岩龙平”下面写道：“保护康有为等不利本邦一事，得我意。”由此可知，近卫与白岩有着共同的意见。这意味着，负责杂志编辑的相关人士，其对康、梁表示支持的态度压过了会长的意志。近卫还在“田锅安之助”一项下面写道：“内附白岩信函，与致吾信函主旨相同。”这说明，除了会长以外，至少对常任干事，白岩也表达了强烈的抗议。田锅本心如何，尚不得知，但在近卫表示与白岩看法一致以后，应该是服从的。不过，还是出现了继梁启超《辩诬》之后对其表示拥护的文章。这就是不久之后内藤湖南发表的《清国改革之风气未尽》（《万朝报》1899年2月9/10日）。内藤认为，被批评“过激施政”等事皆为清国志士多年追求改革的成果，反问如今西太后掌权后岂不是依然在讲与皇帝维新相同主旨的改革。对于白岩的要求，表示“得我意”的近卫觉得，自己作为会长，必须使自己的意见反映到杂志编辑上。在这之后，也就是1899年新年过后，近卫的日记里基本上就没再出现财部熊二郎与志村作太郎的名字了。肯定不是没见过面，而应该认为这是近卫没有写进日记里比较妥当。证据高于论述，《东亚时论》在第4号（1899年1月25日）刊出梁启超的《圣德记》以后，不仅梁的文章，连中国人的文章都不再刊登了。《圣德记》是全面歌颂光绪皇帝圣明形象的文章，紧接《政变前记》之后，或许是因为要让日本人清楚请求营救的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东亚时论》刊登的《圣德记》中指责西太后的几处，与光绪帝赐“坐”伊藤博文部分，均做了空白处理，“●”符号异常醒目。《清议报》上的《圣德记》没有空白，第1章刊登在该刊第2号的“论说”一栏，剩下的登在了第9、10号的“支那近事”一栏。《东亚时论》第5号刊登了内藤湖南的《支那改革助成之一手段（改革诸派的调和）》。这是让清日两国政府认识到保护亡命政客的必要性，呼吁汪康年（1860~1911）、康有为、孙文及其他改革派联合的一篇文章，也是这份杂志支持改革派文章中的“尾声”。以东亚同文会有识者为中心支持维新派亡命者的活动，在白岩为代表的在清国经营事业一伙人的反对下被迫中止。编辑方针的突然变化，若没有近卫会长的介入绝无可能，所以说，近卫依照政界上层的意志选择了与清政府协调的道路。康、梁二人在《东亚时论》上表示支持自己的文章只刊登到第4号，历时短短两个月便结束了。但是，这一事实所象征的日本知识分子努力支持邻国维新的行动，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毋庸讳言，梁启超在日本的活动还受到了日清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极大限制。原本对西太后而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海外即为不可原谅之反逆行为。所以在1898年12月5日向沿海督抚发出搜查逮捕令，驻日公使李盛铎（1898年10月至1900年11月在任）也接到对康梁二人就地处决的密令。不久后的1899年7月，又派密使刘学询等人前往日本，目的就是要处决梁启超。清政府曾要求日本政府将康、梁遣返回国，在明知不可能之后便要求放逐海外。12月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告知张之洞（1837~1909），日本政府已承诺将迫使康梁二人离日。由此可以推测，山县内阁（外相为青木周藏）的方针在12月上旬即已确定。日本外务省最初计划是让康梁二人一起离日。担当此任的是精通中文的书记官梄原陈政。外务省记录的《各国内政关系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关系(亡命者ヲ含ム)》第1册显示，1898年12月22日，梄原与梁启超见面，以日本甚危险为由劝其赴美，旅费“三千日元”，若不够“多少都补”，但被梁启超“断然拒绝”。据说，之后梄原再三访问，梁一概谢绝。此后，在犬养毅的居中调解下达成协议，“将康一人外送”，给他“七千日元左右”作为费用（早稻田大学藏《大隈文书》B百五十－5：1898.12.28付书简）。为此事画上句号的是近卫笃麿。1900年1月19日，也就是《东亚时论》编辑问题的处理基本结束之时，近卫以“康有为的事”为名把梁启超叫到自己家中。他安排柏原文太郎（此人可以说是梁的保护人）与翻译罗普同行，可以看出近卫用心之周到。双方交谈内容如下：近卫称，“康有为在日本不仅有碍今日两国之交往，康的志向也难以达成，应该漫游欧美为宜。余亦劝说康，也希望梁能够从中劝说”。对此，梁啓超笔答如下：
康先生亦久有一游欧美之志，然所以迟迟者亦有故，其一以日本同为东方关系之国，利害相同，故深愿使两国社会上之交日亲，以为往欧美之关系，不如贵国，故愿滞贵国也。若欧美之行，于阅历及增长学识，所得甚多，然所以有难者，其中琐琐之故，柏原君略能知之，此行期之所以不能速也，今承明公之相告，想必敝政府有责言，而贵政府有难处之故欤，乞见示。
这是以谢意进行辩解之辞。接着梁的话，柏原称“梄原之劝说离谱”等语，是对梁的援护。对此，近卫补充道：“余并未如梄原等人般乱云胁迫之语，乃诚心诚意为康之将来而劝言，昨日与大隈伯就此曾面谈，望相信伯与吾出发。”对此，梁启超答曰：“盛意敬闻，命矣，谨当复命于康先生，即约译人，译人既至，便当西游，至敝邦之事，回复未有预期，康先生一游欧美，一年数月之后，仍欲归于贵邦，专讲两邦社会联合之义务，未知可否。”在大隈、近卫的压力之下，犬养的妥协之策逼着梁启超使此次谈话有了结果。就这样，康有为于3月22日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这个时候，康有为对包括近卫在内的日本人似乎没有任何的不快。离开日本的前一天，康有为与中西正树、柏原文太郎一道，为在“明日出发之际，对过去之尽力表示感谢，并道别”前去拜访了近卫。同时，还在明夷阁设别宴招待犬养毅、松崎藏之助、柏原文太郎、陆实、桂五十郎等人。在宴会上以及到达加拿大后赠给“东国诸公”的诗，均充满了真切的离别之情。不过，当他半年后再来日本时，由于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入境许可，这才意识到“离日”即是“放逐”。另外，对这一时期不能遗漏的是，近卫在讲中心问题——康有为问题之前对梁启超进行的“忠告”。近卫的谈话非常直接：“梁以今日之处境，为横滨《清议报》执笔颇不妥当，应与该社断绝关系。”这是命令。意思是，让你在日本居住，但不能进行活动。如此，只能解释为，这是对清政府的顾虑。针对这一命令，梁启超答曰：承见爱谨当遵教，惟《清议报》之初起，仆原无久任其事意，今已由报社诸人别聘他人来任其事，此后仆即拟任撰述，惟此报既开，似亦不可中止，听其仍开，而别撰他人如何？
时值《清议报》刚出版第3号。近卫读过多少该报的文章暂且不论，但他肯定是在了解到该报以攻击西太后政府为目的之后逼其断绝关系的。因此，作为对近卫的当面响应，梁启超答以并无此意应该说是十分合乎礼仪的。曾经认为对身为亡命客的自己是保护和支持态度的日本，如今却禁止自己进行活动，说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梁启超并没有打算离开这一重要的宣传媒体。在与近卫会面后编辑的《清议报》第5号（2月1日）上，他发表了没有署名的文章《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此文前一年3月曾发表在湖南的《湘报》上。写的是为摆脱“三等野蛮之国”成为文明国家，须掌握“法律之学”，论述的形式是口号式，所以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当他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与活动受到“大日本帝国”这一国家壁垒的压迫以后，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法”上面，又采用了以前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第6号上以笔名“哀时客”发表了《爱国论》。这一笔名，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作为亡命者的悲哀。从此次第一次使用，到一年后赴美前《清议报》出版第33号，几乎一直都在使用“哀时客”。因其之前普遍使用的笔名是“任公”，梁启超之意图显而易见。《爱国论》的内容论述的是西方人所说的“中国人没有爱国之性质”这一问题。“海外之民”皆踊跃“变法”，为“政变”扼腕叹息，所以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之本质，问题在于不知“国”为何物。作为论述的依据，他说，出外国方知国民所受之“权利”及所得之“保护”为何，将其与清国人在外国所得的“权利”与“保护”相较之下，令人不禁痛心疾首。文章中虽然没有明说，但毋庸置疑，这是梁启超在近期经历了近卫（在白岩的要求下）把自己等人的文章从《东亚时论》上排除掉后之所为。因为，编辑等人不可能不告知梁启超，他们的编辑方针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近卫甚至还置喙《清议报》的编辑问题。残酷的现实使梁启超认识到，白岩等人有“国家”保护，而自己等人却没有保护自己的“国家”。另外，文章中还提到，爱国心的培养需要教育，“群学、国家学、行政学、资生学、财政学、哲学”等“致用之学”就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学科。教授之后，一旦今后“中国维新之运”到来时，则必须为“国家”发挥作用。国民当以国为一己之国，国事为己之事，国权为自身之权，国耻为一己之耻，国荣为一己之荣。“民与国是一为二，二为一的关系。”在日本四个月的流亡生活，使梁启超对“国家”之于自己如何相关有了具体的认识。起初，日本全面支持梁的生活，使其开展救皇运动；但不久之后，同样的日本，却控制他们在舆论机构公开发表意见，并接受北京政府的意见把他们给放逐了。转折的基轴是保护日本国民在清国的活动问题，以及避免在外交关系中的不利因素。这两点，都是因为他这个直接的当事人而发生的。进言之，过去他只用“脑袋”理解的问题，如今却是切身之感。正如日本之所为，近代国家须保护现实中的“民”。清朝之将来，也须站在把国家改造成这样的基础之上。作为这一经历的反刍，梁启超认识到，民需要保护民之国家；如果没有，则须创造，为此必须学习关于国家的知识和理论。《清议报》第6号“论说”栏目刊登的哀时客的《爱国论》，是梁启超针对近卫命令的暂且响应。在下一期刊登的哀时客《爱国论（二）》中，称西方国家为“君民共有之国”，而中国“国为一家人之物，他人皆为奴隶”。第9号“论说”栏目中《尊皇论——论保全中国非赖皇上不可》，在以往保全中国需要依靠圣明皇上之论调的基础上，强调了爱国心涵养的必要性。作为当下之政策，在哀时客的《商会议》（第10号“论说”栏）中提出，模仿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印度纳入统治之下，代用中国固有之“地方自治之制”的商会。类似这种摸索之后，梁启超在第11号（1899年4月11日）终于修改了《清议报》的编辑方针。梁启超新的编辑方针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修正了过去“坚持清议、开发民智”的抽象方针，展开实用性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财学]”学说，并将之引入中国。为此，还新设了“政治学谭”一栏。该栏目中刊登的是德国伯伦知理（J. K. Bluntschli,1808~1881）写的《国家论》，借用的是吾妻兵治（1853~1917）的译文《国家学》。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是以国家有机体说为基础的，故立宪国家的君主为有机体之“头部”，作为领头人包括在“国民”之中。对拥护圣明的光绪帝进行变革的梁启超而言，这一学说甚合其意，自不待言。因遭到近卫笃麿的无情伤害而开启“国家”认识的梁启超，在“民族帝国主义”繁荣的当时，开始意识到必须将思考的基础放在国家上面。就这样，《清议报》时期以后，梁启超掌握了“国家主义”，并将之作为自己的根本思想；直到约二十年后，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方才宣布放弃。（原编者注：该文原系作者向澳门大学2015年11月14—15日举办的“晚清的重新审视”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在听取与会者意见之后又做了一些修改，由高莹莹翻译。全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6年第3期第430—442页，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欲求全文请查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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